前段时间，绍兴市越城区袍江尚巷村共享法庭庭务主任参加了一场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庭审。

　　“原来营运损失的计算并不只是简单地看流水，还得把电费、人力费等成本都考虑进去。”他觉得这个知识点挺有用，就记在了笔记本上。

　　没过多久，这个知识点就被用上了。

　　王某在行车途中与李某的营运车辆相撞，李某要求王某赔偿修车期间的营运损失，王某认为对方狮子大开口，修车时间作假，两人僵持不下，来庭务主任这里找说法。

　　“我一边跟李某说营运损失不能按流水简单考虑，另一边劝说王某，4S店出的维修时间依据充足，修理时间合理。”背靠背调解后，王某当场支付了1600元赔偿。

　　这是袍江法庭“庭务主任带班学习”机制的一个缩影，通过共享法庭庭务主任轮流来法庭“上班”学习，在旁听类案庭审、参与调解过程中法院“手把手”向庭务主任传授法律知识和调解技能，提升庭务主任解纷业务能力。

　　近年来，袍江法庭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一体推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系统治理，通过明确解纷重点、明确各方职责、创新工作机制，向村镇“借力借势”，激活力，聚合力，以“小支点”撬动诉源治理大效能。

　　2024年一季度，法庭收案462件，比去年同期减少17.5%。

　　案件都去哪儿了？

　　除了依托“1+5+N”机制，为每个村社共享法庭配置联系法官、顾问律师、妇女干部、民警、调解员外，法庭通过挖掘乡村文化内核活力、积极探索人大代表参与纠纷化解等模式，扩大解纷“朋友圈”，通过就地化解矛盾减少成讼数。

　　尚巷村是当地有名的师爷之乡，共享法庭设立以来，在庭务主任的精心组织下，一支由老干部、老党员、老队长、老军人、老村民成立的“师爷调解团”诞生，该调解团充分激发调解动力，以“仁”“和”文化为核心，利用地缘、亲缘优势主动调查事实、介入纠纷、化解症结。

　　两年来，全村从原来每年20余件案件到现在无一纠纷进入诉讼程序，推动形成“少讼”乃至“无讼”的法治良序，成为名副其实的“无讼村居”。

　　此外，袍江设立的全市首个“人大代表联络室”及人大代表联络站特设共享法庭，也为解纷提供了新鲜血液。

　　通过吸纳协调能力强、业务水平高的人大代表作为特邀调解员，法庭探索运用“代表说理+法官释法”联合开展驻点服务，为当事人提供心理疏导、纠纷调处、法律帮扶等司法服务。

　　如何激发

　　各方调解力量活力？

　　根据《绍兴市越城区“共享法庭”庭务主任考核奖励实施办法（试行）》《越城区人民调解员“以奖代补”实施办法》文件规定，袍江法庭通过“积分制”，将庭务主任和各方调解力量协助调解、联系法官指导、申请司法确认、指导当事人网上立案、在线证据交换、参加庭审等工作按次数分别加计分数，最终按总分排名评选优秀庭务主任和金牌调解员。

　　“通过实施积分制和评比机制，可以有效激发调解员们自主学习业务知识的热情和积极性，进而形成全员共同学习、相互借鉴、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推动调解工作的不断提升。”袍江法庭庭长张爱萍说。

　　此外，法庭通过微信公众号及主流媒体平台，广泛宣传优秀庭务主任及金牌调解员的先进事迹，进一步提升人民调解工作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

　　今年2月，绍兴市越城区马山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陶永翔被评为市级金牌人民调解员。

　　“人民调解工作早已不仅限于传统观念上的‘老娘舅’了，我们的调解员已经在向医疗、道路交通、劳动争议、物业管理等专业领域拓展。”陶永翔说。

　　如何引导村民

　　“有矛盾先就地解决”？

　　“我们以共享法庭为载体，依托‘越法微课堂’‘越法宣讲团’‘四百·四进’等活动，法庭选派法官定期入驻为村民提供点单式法律服务，联合司法局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开展送法下乡、普法宣传、法律咨询。”张爱萍说。

　　各种形式的宣传一方面让村民预知自己的行为边界，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的产生，另一方面也在为维权途径做引导，减少成讼数量。

　　“诉讼也不是包治百病的。”陶永翔说。在家庭、邻里纠纷等处理过程中，诸多事实及道理往往纷繁复杂，难以明确界定。这时候，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娘舅”们就显得尤为重要。

　　村里的庭务主任普遍熟悉村民的脾性和需求。在处理纠纷时，他们能够以更加灵活、更加“接地气”的方式，反而能让双方放下心结达成和解。“老娘舅”们还常常能够察觉到家族或邻里间的微妙变化，及时介入，避免矛盾的升级恶化。

　　“有些村民觉得只有法院作出的判决才有权威，调解员做的调解‘不作数’的，其实我们的调解可以由法院作出司法确认的。所以我们调解员做的调解工作也是‘靠硬’的！”调解员李益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