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6日，是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五周年的日子。

　　时光倒回到五年前——

　　阿塞拜疆，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木槌落定，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时间，歌唱声、欢呼声、锣鼓声响彻良渚每个角落。

　　那天，“良渚遗址发现第一人”施昕更的孙子施时英却没有出门参加热闹的欢庆活动。他和家人一起在家看完了电视直播，激动之余，脑海里只盘旋着一个问题：“申遗成功后，良渚古城遗址保护工作要怎么进一步开展？”

　　施时英，杭州良渚古城遗址世界遗产监测管理中心遗址管理科科长，今年2月份获评首届浙江省“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称号。

　　他的一家，一直与良渚古城遗址息息相关。1936年，他的爷爷施昕更发现了良渚黑陶，首次揭开了良渚文化的历史面纱。后来，他的父亲施忆良也进入浙江博物馆，从事与良渚相关的研究工作。作为施家第三代，施时英更是在19岁时就接过了“家族使命”，从老家绍兴来到良渚，继续投身于文保事业。

　　他的“家族使命”究竟是什么？作为“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他又是如何守护良渚这片土地的平安？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五周年来临之际，记者来到良渚古城遗址世界遗产监测管理中心，探访施时英和他身后的良渚故事。

　　“油盐不进”

　　记者见到施时英时，正值汛期，一米八个头的他正一手拿着电话，一手撑着办公座椅，大声和人沟通着遗址保护区内的清淤问题。只见他皮肤黝黑，眉头皱成川字形，手指头在桌子上敲得梆梆响，张嘴便是一口流利的本地方言。

　　这，似乎与平常人们印象里做文博工作的人不太一样。

　　“不好意思啊，我是个‘粗人’，让你们见笑了。”20多分钟后，电话挂断，施时英急匆匆从座位上站起来，准备赶去莫角山遗址边上的大观山村巡查一番。

　　前往大观山村的路，施时英已经走了无数次，但这次他依旧开得很慢。随着汽车前行，眼前的风景一点点往后移，他眼睛左右扫视，仔细观察着沿途情况。

　　地上有没有新冒出的违章建筑，获批修建的房屋檐口高度有没有超过标准，甚至一草一木的改变、一砖一瓦的位移，每一个细节，他都要关注、记录。

　　施时英的工作，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对整个良渚古城遗址保护区进行日常巡查和保护，其中包括对农户建房和各类动土审批的监督管理，以及配合有关部门打击盗挖、贩卖文物犯罪活动等职能。

　　“良渚这一带啊，文化层太薄了，有些地方只有30厘米，如果不管得牢，很容易遭到破坏。”施时英一边开车一边向记者解释道，良渚遗址保护区内是不可以轻易搞建设的，“哪怕是百姓想翻修自己的房子，管理所、镇里、村里、国土、城建甚至拆违办等单位，也要统一出动，派人去现场查看。”

　　土地与房屋向来是中国百姓最为注重的东西，事关这两件事，工作就不好做。路上，施时英讲起了他刚开始从事遗址保护工作时的一段往事——

　　2003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到良渚遗址调研，明确指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

　　此后，严重影响良渚遗址保护的石矿场关停，取而代之的是对遗址更精准的保护、发掘和研究，良渚遗址保护工作的新篇章开启。

　　2005年，当时的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张炳火找到在良渚文化博物馆工作的施时英，对他说：“你祖父发现了良渚遗址，但是现在，保护这片土地比考古挖掘更重要。作为他的孙子，你要用脚丈量这片土地，守护好良渚遗址。”

　　就这样，施时英在前辈的鼓励下，带着“雄心壮志”投身到遗址保护工作中。可事情，并没有他想得那么顺利。

　　“房子太旧了，为什么不让翻新？”施时英回忆，有一回，一名村民怒气冲冲地跑到自己面前，大声质问；还有一回，也是因为房屋翻修问题，有村民直接在施时英办公室砸掉了他桌上的水杯，茶水溅了一地……

　　“虽然我祖父被称作‘良渚遗址发现第一人’。而我，那会儿可是被村民说是个‘油盐不进’的人。”车辆缓缓开进大观山村，施时英一边从回忆里抽离，一边笑着自嘲了一句。

　　难忘往事

　　大观山村，位于杭州市北郊，古镇瓶窑的东北面。对外，这个村有个颇令人骄傲的名号，叫“遗址第一村”。曾经，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百分之六七十的范围都属于大观山村，其中包括莫角山遗址、反山遗址等中心遗址。

　　“小施啊，今天又过来啦。”下车后，几名村民围住施时英，拥着他热热闹闹走进了村书记办公室。

　　在他们热络的聊天中，时间倒回到2013年。当年6月，出于保护需要，大观山村收到征迁通知。

　　“让我们搬走？这可是我们的‘血地’！”今年67岁的范寿贵，曾是大观山村村干部。他口中的“血地”，是当地的一种口头说法，意思是连着血脉的、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范寿贵说，当年村民们对征迁大都表示不理解。

　　其中，村民杨剑最令那时的施时英印象深刻。征迁前夕，杨剑曾向村里申请要翻修自家老房，“人多，房子又旧，不翻新就不能住了。”大家在玩笑中提起了当年旧事，杨剑有些不好意思，小声地解释了一句。

　　他说，自己那会儿不太“转得过弯儿”来，不理解为什么不能改造。为了房子翻修一事，施时英那年去了他家有40多次。

　　2013年12月30日，历经半年，大观山村第一批征迁完成。村干部范寿贵的房子就在莫角山脚下，面积不小，有十几间房间出租，收入不错；村书记俞卫立的新房也是刚刚装修好，入住还没一年……但他们和其他几名村干部一起，带头签了同意书。

　　这中间的过程到底有多曲折，施时英已经说不清楚了，只记得自己那段时间几乎泡在了村里，“我跟他们一讲情怀，二讲现实。一边告诉他们遗址保护的重要性，一边给他们吃下‘定心丸’，告诉他们征迁后政府的规划，生活品质肯定会更好。”施时英说。

　　而村民最终为什么都心平气和地同意征迁，大家也都说不清楚了。记者采访了几名村民，从他们的话语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有人说：“村子搬走了，地下那些宝藏才能重见天日。这不仅是家乡的大事，也是国家的大事，咱们应该支持。”

　　有人说：“以前觉得要守住老祖宗留下的房子，才是孝顺；现在觉得，和政府一起保护好它，才是更大的孝顺。”

　　祖父的发问

　　如今的大观山村，已经成了一个有着统一规划的美丽乡村。而且随着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建成开放，还增加了不少就业岗位，村里不少人从原住民转变成了遗址保护的参与者，进了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等从事相关工作，用新时代的方式守护着祖辈留下的土地。生活，的确变得更好了。

　　而大观山村只是良渚遗址保护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这么多年一直在守护一线，动摇过念头吗？”记者问。

　　“老实说，有过。”施时英说，其实最初来良渚的决定，与母亲有很大的关系。

　　上世纪90年代初，良渚文化博物馆（2008更名为良渚博物院）筹备时，施时英收到了博物馆的工作邀请。而那时，施时英的不少朋友都选择了“下海”，在周边氛围影响下，施时英也很想去闯一闯。

　　但是，母亲却很坚定地让施时英去博物馆工作，“母亲告诉我，去良渚工作，这是家族的使命”。

　　就这样，施时英来到了良渚，“刚开始还有些迷茫，后来是爷爷的遗言点醒了我。”

　　1939年，他的爷爷施昕更因积劳成疾、无力医治，离开人世，年仅28岁。在他离世的前两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施昕更撰写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几经辗转，直到1938年才艰难出版。施昕更是在战乱中饱含悲怆地写下了卷首语，这其中有一段问话，令施时英至今想起来仍觉得振聋发聩：

　　“我们上古的祖先，坚忍地开辟这广漠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地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呢？”

　　“我第一次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只觉得脑子里‘嗡’地一声，然后浑身发烫。”施时英说，祖父的家国情怀令他深感震撼。

　　在后来的工作中，只要发生了与遗址保护有关的矛盾等，施时英都喜欢拿出祖父的这段话来问大家，“可能说政策、说考古学大家不太懂，但说到家国情怀，只要是炎黄子孙，都会有共鸣。”

　　爷爷的问话，应该如何作答？施时英说自己也没有标准答案，但这些年在保护良渚古城遗址的点点滴滴中，依稀找到了解题的思路。

　　“我们的祖辈，发现了良渚遗址，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作为子孙，我们现在守护的不仅仅是良渚这个地方，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根脉、文化自信。”

　　工作之余的小憩时间，施时英说自己喜欢去良渚古城遗址里走一走。他总是站在观景台上，穿过一望无际的麦浪，俯瞰古城全景。考古前辈、村民、自己……良渚往事如跑马灯一般在他脑海里闪现。

　　恍惚间，良渚古城遗址保护往事中的人和事，和5000年前良渚先民勤劳、团结、勇敢的模样，渐渐重叠在了一起。